所以，管理如果只是搞些规章，只是为了管人、罚人，甚至卡人，你就是成天讲也没用。关键是要在学校形成一种精神，一种氛围。就说刚才的师徒结对，别人认真做了，达标了，你没做，不用处罚，自己都觉得脸上无光。这就是校园文化。如果校园没有氛围，没有精神文化作支撑，只靠制度管，没效果。

■诚心加智慧，在学校营造和谐奋进的氛围

    中国教师报：你是如何在人民大道小学营造出这样一种氛围？
    姚文俊：我是1978年6月1号被调到人民大道小学的，之前我在一所中学当政治教师，团委书记。人民大道小学那时乱得不行，教师分成两派，矛盾特别大，好的教师都调走了，课都上不成。
    那时全国正搞拨乱反正，肃清“文革”遗毒。我到人民大道小学后，当时没有按照通行的办法亲一派，疏一派，也没弄检查过关那一套。我想，成天你整我，我整你，永远团结不起来。我有自己的一个办学主张，我对学校老师说，现在我来了，如果大家接受我的人，接受我的办学主张，同意按照我的设计一起合作共事，那我们就既往不咎。如果有教师要与我谈，咱们就谈心。老师们都很感动，有的老师原来以为我不会放过他，现在就放心了。我没有整人，没有批人，就是谈心，前后花了两三个月时间，最后威信一下子树立起来了。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《校长要学会做说服人的工作》发表在《人民教育》上。
    我去小学时提了一个条件，调几个骨干教师。因为好教师都调走了，教学工作不好抓。教委就在学区内一个学校抽一个，给了我七八个人。我原来是在中学工作，对小学一点不熟悉，所以这不是我为自己找亲信，而是为了学校教学工作。教师队伍稳定了，又有一批骨干，工作局面就打开了。

    中国教师报：你说你当时有一套办学主张，主要有哪些内容？
    姚文俊：那时全国正搞拨乱反正，恢复高考。过去教师想教不能教，学生想学不能学，现在一下子就变成智育第一。学校开始只抓智育，体育、德育提都没人提了。我原来在中学教政治，政治是我的优势。我当时想，我一个校长的责任是把握正确的办学方向，如果方向错了，用力越猛，离目标越远，损失越大，以后纠错就越费力。光有智育，什么都不抓，只要分数，不能持久，应该抓学生德育，通过抓德育促进智力发展。为什么智育在学校是硬的，而德育是软的？我考虑的结论是，因为智育有大纲，有教材，有考试，有评价，而德育没有这些。所以德育往往就是说起来重要，做起来次要，忙起来不要。当时我就想，如果德育也能编出一套大纲，一套教材，也有考试和评价，那德育不同样也硬了？于是我就用了两个月时间，编出一套10余万字的《少年儿童思想品德教育提纲》，分为“教育内容与要求”、“教育的原则和方法”、“实施途径和时间安排”三个部分。
    提纲草稿出来后，很多人担心，说人家在抓升学率，我们却搞德育，要是教学成绩上不去怎么办？我把提纲送给有关领导审阅，领导一看就火了，说你是校长，不是团委书记，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搞教学，不是德育。他说我不务正业，要我把这个德育提纲收回去。我这个人有个性，认准的事就非干不可。当然也不敢在全校搞，我就在五年级里选了纪律最乱、学习最差的一个班进行试点。一年下来，学生变化非常明显，升学率达到80%以上。
    那时，中央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，正在全国找典型，我们的办学经验就开始引起各方的关注。我多次参加全国德育工作会议并作主题发言，很多媒体也给了我们高度评价。《辅导员》杂志说我们：“德智体全面抓，学习上开红花。”《人民教育》评价我们“磨刀砍柴不误工”。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同一天发表新华社记者文章，报道人民大道小学自编道德教育提纲，德育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。教育部、团中央和中央教科所三家派了联合调查组，到学校呆了三天半，找我谈、找教师谈、找家长谈，发现我们确实不假，的确做到了德育工作内容系统化、途径网络化、评价科学化。1981年11月，国家教委决定编制全国小学思想品德教学大纲，我被聘请参加撰写工作。1982年，国家教委要求全国小学普遍开设思想品德课，并颁布了由我参与制订的《大纲》，我在两年半以前点燃的这把火终于燃遍了全国。